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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文化形成,需要几代甚至数代人的共同奋斗和积淀,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于渐行渐近中形成富有特色的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独一无二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回顾历史,几乎每个经久不衰的家族,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有着至高无上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正是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支撑着整个家族走向辉煌发达。
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一、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
“光宗耀祖”的话,今天偶尔还能在事业有成者的口中吐出,他们之所以努力向前,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样的话,在古人则是口头禅,人们做事业,历艰辛,有一个目标,就是光大门楣,为祖宗争光。家族也以此期待于族人,用家族的集体力量,予以特殊的培养。
由此可见,古代人们的为家族争光,表现在科举时代,中举人、进士者,返乡要拜祠堂,或为宗祠立旗杆,或向家族捐献田产,壮大家族实力。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引为殊荣。品官有家庙祭祀制度,成为法定承认的望族,何其荣耀。
二、尊祖敬宗的团体意识。
“尊祖、敬宗、睦族”、“敦宗睦族”是家族史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尊祖”,除了敬重在世的前辈,更重要的是讲究对祖宗的祭祀。祭祖,是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我从哪里来”?是祖宗的遗胤,为先人所赐,所以要溯源报本,对祖先永远保持敬重心情,进行永久的纪念——常备不懈的祭祀。
“敬宗”的“宗”是什么意思?这涉及宗族的概念。东汉人班固执笔的《白虎通》讲了“族”与“宗”的关系。族是血缘关系的人的自然聚合,能不能凝聚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则不一定,还要有其他的条件,这就涉及“宗”,对此班固写道:“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宗主管先祖“主”的木主,即祖先存在的标志——神牌,说白了,就是主持家族的祭祀,而且只有他才有祭祀始祖的权力,并率领族人祭祖,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宗是家族组织的管理人,其代表人物在上古是宗子,后世是族长。如果没有宗子,族人之间虽有血缘关系,并不能形成家族组织,家族就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社会上就会默默无闻,更很难成为望族。
“敬宗”是尊重宗子的权威,服从他的领导,认同他所代表的组织——宗族。敬宗、敦宗是宗族团体意识。
至于睦族,就比较好理解了。是讲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使宗族长存,是尊祖敬宗的必要内容。
所以尊祖、敬宗、睦族三者,尊祖是目标,也是出发点;敬宗、睦族是实现目标的条件。家族成员对宗族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有着浓厚的家族团体意识,才能组成以宗子为标志的群体,才可能成为望族,为祖先争光,也为活着的人争取有利的立足于社会的条件。
三、家族、家庭的伦理精神——孝道。
家族、家庭伦理讲求“上慈下孝”,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应有慈爱的态度,教给谋生的手段,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有限,绝大多数父母所能做到的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将孩子“拉扯大”,就是有恩于子女。社会的观念对此似乎也不再有更高的要求。社会对“孝”比“慈”有更多的关注,产生的专门的经典著作——《孝经》,是科举考试的教材。清朝顺治皇帝说“孝为五常百行之原”,将孝放在人伦的首要位置,这种说法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人们的普遍认识。
孝道在古代可不像我们今天逢年过节给父母发个红包买个礼物那么简单。孝道全部内涵有三个方面:
第一,一般说是生养、死葬、祭祀。“养”的要求,是生活上的赡养,态度上的尊敬,替父母设想的比他们自己还要周到,还要早,还要多;死后厚葬,以至卖产葬亲;祭祀,在于虔敬和持之以恒,保护坟茔,维持林木的茂盛。内容是这样,但这种养、葬、祭局限于对亲人的具体态度,远非孝道的全部。
第二,本身事业有成,能够扬名显亲。太史公之父司马谈说孝有三层涵义:第一步为赡养双亲,第二步是忠于君主,第三步是自身出人头地,能够光宗耀祖,达到孝的最高境界。民间一个家族的训诫,也将尽孝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等得除了一般地奉养双亲,更要能体察父母的要求和愿望,加以满足,而且本人声名好,不辱父母教诲;第二等的从事士农本业,生活上能够照顾父母;第三等的,做商人、工匠,能够省吃俭用孝养亲人。至于对宗亲,也要像对待父母那样予以照顾,疏忽就是不孝。
史官和民间的说法,有个共同点,就是对孝子自身事业成就的要求,即他们要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得到承认,以社会名声替父母增光。如若本身事业无成,就算不得典型的孝子。
第三,应有传宗接代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生子育孙,才能使家族香火不断,绵延百世。
由此可见,孝道内容广阔,所涉及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关系,它是家庭、家族伦理的核心成分。孝道的三种内涵,关系到家族的发展,它的成功实现,乃至或多或少地实现,才能造成家族的延续。所以孝道的最终要求,就是族人事业有成,人丁兴旺,光大门祚,远不只是对父母的孝养。
四、“孝”与“忠”的交融性。
孝与忠是两个概念,是严格区分的,不可混淆,但是它们又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性,并有交叉的内容。
前面我们说到了司马谈的话,已经指出忠孝两者的一致性,在司马谈的观念中,孝是同事君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因为尽忠,获得荣誉,从而得到尽孝的大名,可知孝道包含着忠君的内容。家训要求做官的子弟,应有爱君之心,为君主办事,敢于承担责任,不结党揽权,不贪墨,不恋位。所以要想做孝子,必须同时做忠臣。做官如此,做老百姓呢?
老百姓同样要尽自己的责任,民谚说“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君恩重于亲恩”,所以要早点交完赋税,做个安顺良民,所谓“守本分,完钱粮,不要县官督责的是好百姓”。看来孝以忠为必要的内容,这样使得家族与国家有了深厚内涵的连接点,产生一致性。而从忠的角度看,东汉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忠道承认孝道的合理性甚至孝道是实现忠道的前提。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国君鼓吹孝道,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奖励孝子顺孙,表彰孝义之门,实行举孝廉的用人方针,在法律上实行宗亲法,保护亲权。总之,孝与忠有着内在的联系,存在着交融性,孝道包含浓重的忠君内容。这种交融性,就使得家族文化突破了家族的范围,使它不仅成为家族社会的信念,还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观念。
可见,家族文化是形成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一种文化因素。古代如此,今天仍然是它的延续,是建设国家、增强爱国主义的一种思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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